1962年，中国电影百花奖应运而生，而在第一届评选中，《红色娘子军》便一举夺得四项大奖，铸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辉煌篇章。影片中的几位主要演员也因此红遍全国，成为时代的偶像。此外，这部电影在国际上也屡获殊荣，1964年荣获亚非电影节万隆奖，还摘得了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的桂冠。1995年，它更是荣获了“中国电影世纪奖”，进一步证明了其不朽的艺术价值。
可以说，正是这部电影让《红色娘子军》的名字响彻全国。尽管琼剧作为地方戏曲，在广东省内享有盛誉，但其影响力毕竟有限。而报告文学的读者群体也相对有限，电影则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随着电影的公映，全国观众都被《红色娘子军》深深吸引。从这个角度来看，梁信、谢晋等编导演人员的名字，无疑应该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谢晋，这位以高效著称的导演，当年在剧本一经定稿后，便迅速敲定了演员阵容。其中，王心刚被选定为男主角洪常青的扮演者，陈强则担纲南霸天这一角色。然而，女主角琼花的选角却成了他心头的一块大石，直到影片开拍前夕，这个角色依然悬空未决。谢晋心目中的琼花，外貌并非首要考量，那双梁信在剧本中生动描绘的“火辣辣的大眼睛”才是关键所在。这双眼睛，仿佛能穿透人心，燃烧着不屈的火焰，正是他苦苦寻觅的灵魂之窗。
正当谢晋为寻找这位“大眼睛姑娘”而焦头烂额之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踏入了上海戏剧学院的一间教室。教室里，一场激烈的争吵正在上演，谢晋好奇地探头一看，只见一个女孩正用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瞪着对面的男生，仿佛能喷射出火焰。那一刻，谢晋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喜悦：“这不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琼花吗？”他连忙上前，对这个大眼睛女生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询问。
原来，这个女孩名叫祝希娟，不仅有着丰富的表演经验，还曾涉足影坛。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谢晋又火速请来了梁信进行“会诊”。梁信只需一眼，便笃定地认定，眼前的这个姑娘，正是他心中的吴琼花。尽管剧中的吴琼花是现实生活中多位革命者的综合体现，但这个女孩却神奇地与她们每一个人都有着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就这样，祝希娟顺利地走进了《红色娘子军》的世界。
无论是从电影的内容深度，还是演员的精湛表演、道具的巧妙运用、美术设计的独特风格，以及音乐效果的震撼人心，《红色娘子军》都巧妙地埋藏了一条爱情线索。这条线索，对当时的观众而言是显而易见的，而对如今的观众来说，则更多地潜藏在细节之中，等待着被发掘。那么，为何要在电影的叙事中穿插这样一条爱情线索呢？
这背后，其实与编导的爱情观念息息相关。尽管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要求电影应聚焦于革命生活，但梁信却认为，电影“偶尔也不妨花费些许笔墨，去描绘革命史与大跃进中人物的爱情生活，去展现爱情的真、善、美”。
编导在剧中穿插两位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并非仅仅为了展现他们纯真的情感，更重要的是，爱情是他们战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更为深层的用意，则是将这份爱情融入到常青就义的场面中，将同志、首长、领路人和爱人的关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而加深主人公对阶级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
他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人们，先烈们同样深知生命与爱情的可贵，但为了我们的今天，他们愿意牺牲一切。这种构想，也恰好符合当时历史话语的要求。
此外，编导们不仅希望创作出符合当时革命意识和文艺创作主旋律的影片，更渴望打造出一部深受观众喜爱、具有长久艺术魅力的作品。而爱情话语的表达，正是实现这一目标最基本的创作需求。
梁信的剧本中，对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描写既必要又感人，而谢晋对这些描写也是深表赞同并赏识有加，这也正是他接拍这部片子的原因所在。在导演阐述中，他明确表达了与梁信相同的观点，认为“应抒一抒革命的情”。在实际拍摄过程中，他也确实将这条爱情线索明显地呈现了出来。
电影《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歌，曲调严肃而沉着，仿佛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帮助塑造了妇女的英雄形象。这首曲子不仅充满了强烈的战斗气氛，而且有血有肉，富有深厚的民族风格。
可以说，主题歌的创作非常成功，它能够引发观众的联想，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革命年代，感受到当时的艰难困苦以及革命者们的坚定信念。作曲者以生活为依据进行创作，而非主观臆造，因此才能写出如此动人的旋律。
在电影中，故事情节与音乐的配合也相当出色。如琼花入党时、琼花察觉并遇见南霸天等场面的音乐都处理得恰到好处。这足以看出作曲者与导演之间的默契合作以及导演对音乐布局的精心安排。导演在剧本中给音乐留下了充分的发展空间，使得音乐在影片中发挥了更大的戏剧效果。
《红色娘子军》影响深远，其后的改编也数目众多。
经典的浪潮翻涌，芭蕾舞剧及样板戏昔日的辉煌再度推向公众视野，其电视剧的改编也因此备受瞩目。导演袁军，秉持着个人独特的创作理念，慧眼识珠，选定了青年演员殷桃来诠释吴琼花这一角色。
殷桃，以其甜美的长相、柳叶般的眉毛和芙蓉般的面容，展现出与历代吴琼花扮演者截然不同的气质。特别是那双仿佛能剪断流水的明亮大眼睛，失去了原版琼花眼神中的怒火，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盈盈秋水的温柔，给人以全新的感受。
在电视剧的改编过程中，摆脱了时代的束缚，导演袁军巧妙地将娘子军的焦点从“军”字转移到了“娘”字上。他深信，娘子军们不仅具备革命者的刚毅，更应展现出她们的青春活力与女性魅力。因此，他大胆地启用了与以往吴琼花风格迥异的年轻演员殷桃，这一选择无疑引发了众人的质疑与好奇。
殷桃在接到吴琼花这一角色时，刚从学校毕业，她回忆道：“当初导演是找我演戏里的‘红莲’，但在多次与导演探讨角色后，导演发现我内心深处其实有着刚强的一面，这与他此次对‘吴琼花’角色的设定——外表柔弱，内心刚强——不谋而合。因此，导演最终决定由我来出演吴琼花……”
导演袁军对于吴琼花的塑造有着独到的见解：“吴琼花在气质上首先要可爱，要让人一看到她就有想要帮助、保护的感觉，这样才能更好地增强观众的认同感。”
在第二场“清华控诉，参加红军”的戏份中，由五个舞段精心组成。其中，第一段“军民欢庆‘红色娘子军连’的诞生”，融入了短笛的乐队与女声二部合唱，共同营造出喜庆、辉煌的乐段。
在音乐的烘托下，娘子军连进行了一系列的队列往返展示，这种表现方式是十年时期队列舞蹈的典型特征。舞台设计则充分体现了“讲究一个‘洁’字”的审美理念，灯光全开，天幕背景是蓝天白云与鲜红色的木棉花，一系列的“红”与“洁”与演员身上的红五星、红领章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第二段“娘子军操练”则是一个较为长大的综合舞蹈段落，其中又包含了若干个小舞段。如“女战士射击舞”，这是主创人员深入部队生活后精心创作的成果，他们大胆地将射击动作的静态造型与下身芭蕾的动态舞蹈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效果。
说了这么多，那“样板戏”究竟要“宣传”什么呢？追溯“样板戏”的历史渊源，我们可以发现其根基在于戏剧特有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时也与毛主席及旗手对京剧的热爱密切相关。
当时认为，随着新政权的建立，社会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文艺界等“意识部门”却未能很好地为新政权和新的经济基础服务，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因此，他提出必须改变这种状况，“认真地抓起来”。
此后，大家都争相演出现代戏，为新的社会服务。旗手正是借着这股势头，大肆宣扬“京剧革命”，并在大演现代戏的基础上，推出了“革命样板戏”。
事实上，“样板戏”之所以能在特定时期成为“戏的样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新政权认可和提倡的“宣传”意识形态的文艺典范。更准确地说，“样板戏”是在特定时期为宣传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而形成的艺术产物。
“样板戏”话语与其他现代戏话语一样，都是在传统戏曲话语的基础上生成并发展的。它是戏曲话语自身向现代化推进所作的一种努力。然而，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样板戏”话语的诸多构成因素在发展中呈现出不平衡、性质不一的特性。
谢晋也曾说：样板戏要是真的如此不堪，又怎能被不断改编，流传至今呢？
然而，由于太多复杂因素的渗入，“样板戏”在“十年”结束的那一刻被定格为服务于政治的宣传戏、运动戏，二十六年来，人们对它的评价莫衷一是，众说纷纭。而今，要想对“样板戏”话语有一个全面、客观、公正的评论，仍然需要辩证的态度、时间的沉积以及研究的积累。